中新网郑州6月10日电 (刘鹏 柴梓轩)5月下旬以来，产粮大省河南进入夏收、夏种、夏管“三夏”农忙时节。对粮食生产来说，抢收是关键，抢运同样重要。连日来，在中原地区唯一的路网性编组站——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北车站内，调度指挥、车辆集结、解编中转正在紧张有序地展开，一列列粮食车、农资车和为商丘、开封等粮食装运地挑选的空车在这里快速衔接、接续开行，为“三夏”重点物资运输抢出宝贵时间。

作为路网性编组站，郑州北车站承担着衔接前端装车和后端输送的重要中转任务。“三夏”期间，针对开封、商丘、许昌等粮食装运地用车需求增加的情况，车站优先选扣车况良好的空车底，编组后及时送往相关装车站，为前端装粮提供车源保障；对到达的夏粮和农资重点车流，则依托编组组织优势，强化到、解、编、发各环节衔接，严格落实“优先装车、优先配空、优先取送、优先挂运、优先编组”的“五优先”政策，全力保障夏粮、化肥、种子、农机等农用物资快解、快编、快发。

数据显示，5月份以来，郑州北车站列车在站中转停留时间压缩至5.8小时，较往年同比压缩0.5小时；日均办理车数24894辆，日均接发列车504列。在大流量、高密度运输组织条件下，重点车流依然保持有序衔接、顺畅中转。对夏粮运输而言，这样的效率使得夏粮的收购、入库、加工、外运等后续环节能够更加紧密衔接，为“三夏”生产争取了更加充足的时间窗口。

除了压缩站内作业时间，郑州北车站还把远程技术直达列车作为提升运输效率的重要抓手。与常规运输方式相比，远程技术直达列车可减少沿途车站的重复编组环节，缩短运行时间、提升输送能力。五月份以来，车站已开行远程技术直达列车541列，这意味着更多车流能够更高效地抵达目的地、直通远方，为抢收后的抢运提供有力支撑。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贯彻和坚守“一国两制”方针，坚持“爱国者治港”，落实“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施政目标，聚焦的策略方向包括：以民为本，把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好把有为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起来；以及强化治理效能。他说，规划将是具前瞻性、策略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每年发表的施政报告将更有效对接和回应五年规划的发展方向和要求。

以澳大利亚为例，胡波揭示了这种所谓行为“加码”的危险性。他指出，澳大利亚在战术操作层面有时比美军更加冒进。“美军抵近侦察通常到了离海岸线四五十海里的时候，就开始沿着海岸线平行飞行。但澳大利亚不是，他们有时候甚至径直朝中国领空方向飞。”分析称，这种高风险的抵近方式，增加了发生近距离接触和意外摩擦的风险。

“随着美国降低政治化调门，日、澳、加等国在行动上却更加激进。”胡波指出，这些国家的内部逻辑沿用了美国“抗衡中国”的叙事，但实际操作却比美军更缺乏经验，也更危险。一旦因操作失误引发摩擦，美国是否会被迫卷入，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域内国家也有变数，日本和菲律宾是焦点；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和菲律宾不能正确看待和认知中国的崛起和实力，在挑衅中国方面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而只要不真的爆发军事冲突，美国也乐于看到这种局面。

胡波表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任何国家受到挑战时都有权作出反应，中国也不例外。正因如此，面对外方挑衅，中方的坚决、正当回应是情理之中，不应因中国是大国而对其提出超出国际法框架的额外要求和普遍道义之上的期待。他指出，无论是在与域内国家还是与域外国家的摩擦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很多时候都被不公平对待。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上海面临公用事业短缺、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副食品供应不足等民生问题。为改变这种困难局面，1986年，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并将增加公交运力、推进住宅建设、安排好副食品生产、加强环境综合治理等15项重点工程列为市政府年内要办的15件实事。此后，每年办好十几件使市民群众受益的实事，成为历届市委、市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来。自1986年启动以来，这一工程已成为上海民生工作的特色品牌，累计实施了1100多项民生实事项目，深刻改变了上海城市面貌和市民生活。

展陈中有一张1980年10月3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为《十个第一和五个倒数第一说明了什么？——关于上海发展方向的探讨》。上海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工作人员刘伟介绍：“我们首次展出这份原件，‘十个第一’是上海取得的成绩，‘五个倒数第一’是问题，主要是人口密度高、绿化面积低、人均居住面积低、车辆事故多、三废污染严重等。”

聚焦重大工程、苏州河治理、城市更新、“菜篮子工程”等，该展陈多方位呈现了上海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的变化。一组住房相关的政府文件，直观体现了上海解困标准的变化。“1987年要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问题，1992年变成了2.5平方米以下，到1995年变成了4平方米以下，再到后面就不提具体数字，直接就是危棚简屋改造。再到今天是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保障性住房建设，居住条件改善的标准一直在提高。”刘伟表示，“这些数字变化，侧面反映了实事工程实施之后，人民群众的生活确实有所改善。”

这两批开放档案展现了上海在体育、公用事业、城市建设、工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人才培养等各个领域留下的坚实足迹，是记录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例如，记载庄泳摘得奥运会游泳首金、申花足球俱乐部成立、八万人体育场建成等标志性事件的档案展现了1990年代上海体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公共交通改革、污水治理等公用事业档案反映出上海对民生保障的高度重视；1980年代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古北新区的建设档案则体现出上海在新区规划方面开展的有益尝试。

对于海外人权专家关注的乡村产业发展带来的利益分配问题，潘晓江介绍，村办企业重庆二渡农业发展公司和合作社均是由村民大会自愿决定成立，由村民自主管理的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可以自由选择是在自家地里种植，还是到村办企业、榨菜集团工作。“去年，我们村仅劳务输出一项，就帮助260多位自愿参与的村民增收500余万元，保障了他们的工作权和自由择业权。”